回望黍离之悲

回望黍离之悲黎荔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是《诗经·王风》中的《黍离》,一首悲叹周室颠覆,寄寓忧国之思的怀古诗。《黍离》为《王风》第一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诗序》说:“《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从诗意来看,其说是可信的。在中国,五谷始终是一个变化中的概念。大约两千年前,五谷的排序为稻、黍、稷、麦、菽。黄河流域是以粟(稷)、黍为主体的旱地农业。《黍离》诗作者行役至西周都城镐京遗址,即所谓宗周,满目所见,已没有了昔日的城阙宫殿,也没有了都市的繁盛荣华,只有一片郁茂的黍苗尽情地生长,也许偶尔还传来一两声野雉的哀鸣,此情此景,令诗作者不禁悲从中来,涕泪满衫。黍稷之苗本无情意,但在诗人眼中,却是勾起无限愁思的引子,他缓步行走在荒凉的小路上,心旌摇摇,如醉如噎,充满怅惘。怅惘尚能承受,令人不堪者,是这种忧思不能被理解,不能被尽情表达倾诉。这种大悲哀,只能质之于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关于这首诗,虽然还有诸多说法,但诗中所蕴含的那份因时世变迁所引起的忧思是无可争辩的,其显示的沧桑感带给读者的心灵以深深震撼。
从《诗经》开始,民生的惨淡、家国的伤叹就一直是文学主流必不可少的内容。《黍离》表现出的心思惶惑、忧虑重重的形象,在中国文艺的太初时代,就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人格化的悲剧意识凝注在知识分子的思维背景中。从《离骚》到《史记》,从《长门赋》到《哀江南》,在历史的湍流中艰难求索的民族精英,自始至终不曾放弃“悲天悯人”这样一个道义上和精神上的沉重责任。《黍离》的深重忧思弥漫数千年,一直穿越到现当代文学。记得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第一回《风雪惊变》,讲的是一个说书人在牛家村里说书,开头有首诗:“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这首诗的作者是南宋诗人戴复古,说书人把它作为说书开场的“定场诗”。诗中写的是江淮一代在金兵侵略后一片残破凋敝的景象,由眼前的败景让人联想到这里原来也是安居乐业的太平地方。南宋时,淮河流域作为宋、金交战的前线,村庄田野均受到毁灭性的破坏,昔日繁华的城市、富饶的村庄,已一派萧条荒凉,一处处毁坏倒塌的矮墙,缭绕着废弃的水井,再缀上黄昏里盘旋着的乌鸦,不啻在告诉人们,这里已经没有人烟了。这分明是一首表现“黍离之悲”的诗,这首沉郁顿挫的诗,开篇便奠定了《射雕》以家国天下为本位的思想基调,使读者被一种忧伤的兴亡之感所萦绕,怆然涕下,神魂为之所系。
从《诗经》的“黍离之悲”,唐诗中的“旧时王谢”,宋词的“废池乔木”,到《红楼梦》中秋风落叶的“废园”,我们的民族其实并不拒绝悲剧。在中国,诗圣的名号是给予杜甫的,给予“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样的哀挽之情、血泪之辞。杜甫深沉浩瀚的心灵所传承与表达的,是历史无法淘尽、时间也不能冲淡的“文明的苦难”。历史惊人地相似重复,幽王嬖褒姒而成丧身亡国的末主,玄宗嬖杨玉环而成弃都丧国的准末主;宗周都城镐京宫室宗庙被毁,变得黍稷离离,而李唐都城长安被胡骑践踏,太庙为乱贼所焚。周大夫感伤而作《黍离》诗写西周之亡,千馀载后杜甫写战乱中的“三吏三别”,写安史之乱后长安的萧条破败景况。相同的美刺伤闵、哀思之言、乱世之音,杜甫诗与《诗经·黍离》一样,弥漫通篇的,是面对国家兴亡,朝代更迭而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情况时,怀有强烈道德抱负的知识分子无法排遣的天问与苦闷。其优美不来自文辞,而来自于“创深痛剧”后的那份克制与隐忍,这也正是中国悲剧理念之有别于西方悲剧的核心差异。为什么要克制与隐忍?因为,那是一种胸中有种种甜酸苦辣写不出来的情绪,欲说还休,欲说还休,最后,只有索性不写了,只是咬着牙龈,咏叹一番,一往情深,字字泣泪。人首先是一个社会的人,“人”的悲剧的第一义是社会的悲剧,当山河羁旅、家国破碎,渺小的个人在大时代的动荡中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所以心有戚戚,为的是抱怨命运加在“我”身上的不公,更为的是由己及人,而不能不感叹的黎民百姓的鹿鼎挣扎。这种面对物是人非、盛衰之变的强烈失落与不适应感,这种对苍生的俯瞰而兴起的关怀与怜悯的痛楚,至深至广,难以言说。本来,感到的痛苦越大,流下的泪就越多,发出的哀声就越响,但“黍离之悲”却反其道而行之,越是创痛,就越要克制,越不肯落入抱怨,因为,这绵绵长恨又岂是简单的抱怨可以承载之?《黍离》的深重忧思弥漫数千年,厚重浓郁的文化内涵,远不是一言所能概括。《诗经》以降,中国文学中从此浮现着一个西风残照下包括着废园、落花、衰草、颓墙的意象群,在庾信、杜甫、李煜、苏轼、姜夔、陆游等的手中,“黍离之悲”传承不衰、延续千年。这种忧伤根植于民族的内心,深藏在每个仁人志士的脑海中,并且每每在国破山河,民族兴亡之时被激发,成为文人反复咏叹的主题之一。楸梧远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宫。面对故园颓毁、梁栋无踪,那寻寻觅觅的徘徊、声声断断的哀鸣、空空怅怅的彷徨,又寄与谁呢?所谓中国性,源于文化江山,如果没有黍离之悲,没有兴亡之感,没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悲秋情绪,没有见物起兴、托物言志的能力,我们还有什么权利说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又如何获得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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