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华 |那年那月之七——匆匆那年(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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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那年(散文))
徐建华
2020.12.10

1987年6月我中专毕业,8月份的一天,组织部通知让去报到,接待我的是县人大主任黄振江,他时任组织部干部科科长,还有时任副科长栗泽民。黄主任说:“组织上安排你们(那年邯郸地区工业学校一起毕业的就我和王富清两个女生)下乡镇当乡妇联主任去,看你去哪儿?”我说:“组织上安排到那儿就去那儿吧”。黄主任说:“你家在漳河南边,那儿就砖寨营乡没有乡妇联主任,你去那儿吧。但那儿离县城比较远,你到那儿要有吃苦的准备。”富清家在漳河北,就近安排到西羊羔乡。我在校学的是工业企业管理,当时县办工厂都在县城,原以为自己会到县城的工厂里,能当上工人,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真的没有想到能再回到农村去。但自然组织上安排了,就得无条件服从。再说一个农家女子,当时也没有别的选择。
我虽说在农村长大,又在漳河南。但由于砖寨营乡没有一家亲戚,打小就没有去过,也不知道在哪儿。我到家收拾好后,父亲赶着家里的毛驴车,拉着我的行李,我骑着家里那辆唯一的有横梁的黑色自行车,跟着父亲,走了20多里路,一路打听,才到达乡政府的门口。乡政府在砖寨营村,一个简陋的大门朝东开着,冲着大门的院子里有一个能容纳十几个人吃饭的凉棚,上面用木板和草毡挡着风雨,下面是两块水泥板拼成长方形的台面当做大饭台,四周是用长木板钉的连体的板凳。院子里三排低矮的瓦房,不规则的排列着。说我要来,乡干部把前任妇联主任的屋子已经打扫好,我把行李安置好,送走父亲。父亲平时话语就不多,只是告诉我要听领导话,好好干工作。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的眼晴湿润了。
到乡里上班后才知道,砖寨营乡在临漳的最东南,号称临漳的东南亚。大部分村庄紧临漳河故道,土地贫脊,吃的水都是咸的,外来的人会水土不服,要拉好几天肚子,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怪不得上班第二天,肚子就难受。砖寨营乡和魏县的回隆镇搭界,公交车通不到乡政府门口,临漳到魏县的公交车从前桥村路过到回隆镇,我们到前桥下车北走,距离乡政府还有三里地。那时整个乡政府就一辆绿色吉普车,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谁去开会谁坐,乡干部去县里开会要坐公交车。一开始不知道,我都是步行到前桥村路口坐车,后来时间长了,和前桥村路边一家小卖铺的老板熟了,能把自行车放那儿,回乡时再骑上,就觉得方便多了。我们下村大都以自行车为主,印象中乡里就办公室李主任、刘副乡长、武装部杨部长几个人,才有那种屁股后面冒烟的大摩托车,这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都羡慕不己。那时乡里没有派出所、司法所、工商所、税务所,但各有一名助理。计生站也有一名助理,叫杨文峰,咋一听象是个一个男人的名字。我去之前,乡里就这一位女同志。杨大姐中等个子,性格开朗,一笑两个浅浅的酒窝,一看我来了,高兴地说:“这回终于有了女同志做伴了”。
尽管我在农村长大,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但家里没有上班人员,因此对乡镇工作还是一脸茫然。报到的第二天,是乡里的乡村干部大会,乡干部和各村支书、村主任坐了满满一会议室。村干部的年龄都偏大,而且爱抽烟,我一进会议室,里面烟雾腾腾,差点没把我熏出去。会议室里都是那种有靠背的长条凳子,我穿了一条在学校时穿的白色连衣裙走进会议室,仿佛一道光射进了屋子里,给满会议室的蓝、灰、黑增添了一丝亮色。当时乡长张具保主持会,刘希连书记在大会上安排计划生育任务。头一次听着结扎、流产、上环那些懵懂的术语,苦涩的数字,才知道自己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在后来的工作中,自己渐渐熟悉了业务,一年之中,三提五统、计划生育、植树造林、农林特产零散税收、加上那时还有种棉花的任务,这些都是集中性、突击性的工作,是大活、硬活,县里要排队、要结果的工作。其它的如排查化解矛盾,各人分管的业务工作反而都成了副业,要自己挤时间去完成。记得那时乡里还没有到县、到市、到省和进京上访的这一说。谁家有了矛盾,找村干部和包村干部解决,解决不了的才到乡里找片长,一些矛盾和纠纷都会化解在乡村。
有人说:片长是个多大的官?实际上片长不在领导干部花名册,但他又有点高于领导干部。一个乡镇按行政村的远近会划成几个片,方便管理和工作。片长大多由乡领导干部组成,但也有不是领导干部的一般干部。他们必须是农村工作经验丰富,方法灵活,能扛大活、扛硬活,是书记乡长得力、器重的人。乡镇经常开的小会就是片长会,每个片的工作要调度、评比。当时我被分到南片,片长是乡武装部杨部长,我们包前桥、后桥、金庄、乔庄、沙庄。片长管大任务,突击性的工作,我们这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就成了跟班的、跑腿的。一是当好电话机、传话筒,二是跟着他们先用心学工作方法。那时村里还没有电话,人们更没有手机。一个乡里只有一部手摇的黑色电话机,旁边还相连着一台半人高的机器,上面有几十个按扭,只有乡里电话员才会操作,能接收和拨打县里的电话。每到乡里派任务、开大会的前一天,片长就会安排我们这些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去村里下通知,一个上午要到片里的各个村转个遍,下完通知,回来给片长汇报。记得那年的冬天,有一次,前天晚上刚下过雪,早上点名后去村里下通知,路上积雪还冻着,我骑着那辆大梁自行车,小心翼翼地先沿着柏油路到前桥、后桥两个支书家下了通知,再一路沿着田间土路往南走。看着一望无际白茫茫的田野,地上偶尔还有一片棉花地,光秃秃的花柴棍在地里竖着,零零星星的棉花壳上落满了雪花,心情觉得很爽。到金庄、乔庄、沙庄三个村,下完通知,天己到中午,乔庄支书家嫂子非让吃了饭再走。那时招待最好的是水果罐头、炒鸡蛋,早点安排的就会包饺子。支书家的嫂子说这孩子在乡镇不容易,她给我开了一瓶桃罐头,又炒了一盘鸡蛋。等吃过这些美味,太阳己高照,冰雪开始融化。我全然忘记了金、乔庄都是胶泥地,道路上的积雪融化后,路变得很泥泞,脚踩上去,鞋粘在地上就拔不起来。自行车的两个轮子都粘着泥,骑不动就推着,推两步粘泥就塞满了车轮上的车瓦子,推也推不动了。我只好在路边折下一截花柴棍,这半截花柴棍成了我的宝贝,我走两步用棍子捅一捅,一路上不舍得扔。想背着自行车走吧,车子沉又背不动,望着白茫茫空旷的田野,竟找不到一个人影,好想把那辆自行车扔掉,轻装步行,可自行车就是我的宝啊,那舍得扔掉。我只好走两步,歇一歇,大冬天竟出了一身的汗,等一步一挪到达临漳至回隆的柏油路上,身上的衣服早己湿透。
在农村,老一辈人都知道种地就要交“皇粮国税”。“皇粮国税”是中国民间对农业税流传已久的一种习惯性称呼。。新中国成立以后,农业税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只是后来的“皇粮国税”、“农业税”变成了“三提五统”,这可是乡镇里最大和最难办的硬活。“三提五统”(当地农民俗称“交公粮”)在2006年农业税取消后,“三提五统”这个词语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三提五统”是指三项村级提留和五项乡统筹。三项提留是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从农民生产收入中提取的用于村一级维持或扩大再生产、兴办公益事业和日常管理开支费用的总称,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五项乡统筹,是指乡(镇)合作经济组织依法向所属单位(包括乡镇、村办企业、联户企业)和农户收取的,用于乡村两级办学(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交公粮”的数目越来越大,再加上土地贫脊,农民收入又不高,对“交公粮”越来越抵触,完成任务的比例越来越小,以至于后来为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需要乡干部垫资来完成。每年的夏收以后,就到集中“交公粮”的时间,这时乡村干部就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干部在村里催着农民上交,一部分在乡粮站负责维持秩序。在村里的乡村干部先开始用大喇叭广播,觉悟高的、听话的群众就会套着毛驴车,谁家没有毛驴的,人拉着排子车也要去乡粮站交公粮。主动去的人不多了,干部就得挨家挨户苦口婆心做工作,让群众去上交。一开始的几天,一个乡几十个村几百户群众大车小辆的把小麦拉到粮站排队,歪歪扭扭的队伍排到粮站外面,看着场面很壮观。粮站工作人员要一户户一袋袋验收小麦的杂质量和含水量,进度会比较慢。炎炎夏日,头顶太阳,满头大汗,口干舌燥的群众,会因为排队的先后顺序和不断有人加塞、小麦的杂质量和含水量高低,经常会吵嘴和打架。在粮站负责维持秩序的乡村干部就会发挥作用,去平息这些矛盾。
乡里再一项硬活就是计划生育。村里墙上的标语从开始比较温和的“幸福生活从优生优育开始”、“谁说女子不如男,女子能顶半边天。”“人口素质要提高,优生优育很重要。”到后来的“一人结扎,全家光荣。”“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这些血淋淋的标语,可见计划生育在当时是多么的重要。谁家头胎是女孩儿的就想要个儿子,怀孕后就东躲西藏,想法要生下来。开始找不到孕妇,就拉她的婆婆到乡,到后来,看拉婆婆不挂心,就拉孕妇的娘家人,乡村干部总能想出各种样的法子让孕妇回来做手术。当然免不了有的村干部放水养鱼,罚钱让无儿子的户偷着生一个,村里趁机也有了收入。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就是对那些年计划生育工作中超生妇女的一个真实写照。
在乡里我是乡妇联主席,完成乡里几项主要任务的同时,不能忘记了自己的主业是做好乡妇联工作。妇联工作不外乎组织建设、妇女儿童维权、妇女致富、典型宣传等。我首先和各片片长和包村干部多沟通,把没有妇女主任的几个村当成重点,配齐配强村妇女主任。因为只有组织健全了,下面有了腿才能开展好工作。再就是做好典型宣传,以点带面。当时前屯村的妇女主任聂瑞花,和我年龄差不多,工作热情高涨,别看年龄小,进村班子早,方活灵活,经验丰富。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农村妇女工作,我把她树为村妇女主任的典型大力宣传。沙庄村新选了一个女支书李焕云,这是乡里唯一的一个女支书,更是女中骄骄者。有了这两个名片,我在乡里大树特树,给县妇联大力推荐,她们还在全县受到表彰。平时只要是县妇联要求上报的每一项材料,我都会加班加点第一时间送达。县妇联下达订阅《女子世界》、《婚姻和家庭》杂志任务时,我让公安助理刘建良帮忙一起去村,找村支书做工作来完成。书记、乡长和乡干部看到我做工作有声有色,都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让我很感动。我这才得以把县妇联安排的工作,不折不扣地提前完成,乡妇联各项工作在县里都名列前茅。
那时的乡镇干部都吃住在乡里,大家都很自觉,没有那种点名后“腿肚子朝后,直奔回家”的现象。乡镇工作没有礼拜天这一说,只有到每一项重大任务完成以后,书记和乡长才会说:“大家都回家换换衣服吧”,其实这就是给你放两天假,让你和家里人团聚团聚。平时乡里的伙食也不错,因乡里吃饭的人数不好掌握,就经常以吃面条为主。中午下乡回来吃饭时,书记、乡长和乡干部一起,十几个人都端着碗围坐在院子里的大饭台边,边吃边聊天,谈论国家大事,也说村里的趣闻秩事,还交流各自己的工作。有一次刘书记端着碗坐在我旁边,开玩笑说:“你要少吃点哦,好攒着钱买嫁妆。”人们听了都笑了起来,给我弄了个大红脸。但这玩笑话让刚参加工作的我拉近了和同志们之间的距离。在乡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吃饺子。隔三茬五,书记会安排伙房的大爷拌好一大锅饺子馅,再和好一大盆面,都分成几份。乡里三十多名干部,按片结组,各片找个干净点的宿舍,拿着分的面和馅去包。原来我只会双手握着小擀杖擀片,后来跟着片长还学会了单手擀片。我们每个片包好后都会端到伙房里,比一比哪个片包的饺子馅多、好看,别看这些男同志,都是材料人,包的饺子皮薄、馅多、又好看,大家吃着自己动手包的饺子,那真叫一个香啊。我们工作之余的夜生活,大部分时间是看电视、打扑克、聊天。乡里只有一台18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放在大会议室里。吃过晚饭,大家都陆陆续续来到会议室里,先看看新闻,再看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电视剧,如果不喜欢,就三五个人聚在一起打打扑克、聊聊天。偶尔也有几个老同志打打麻将,消磨一下时间,玩完之后夏天买几个西瓜、冬天买个烧鸡,大家都一起吃,打打牙祭,热闹一番。我们的书记和乡长领导有方,干部相处融洽,大家亲如一家,在一起生活的其乐融融。
在砖寨营乡政府工作的一年时间,是我从学生时代步入社会的第一站,也是我以后人生的转折点。在这里我结识了刘书记和张乡长、以及那么多优秀的乡村干部,学习了他们很多的工作方法,积累了许多的宝贵经验。那一年,在我的人生历程中,从青涩到成熟,多了一种生活的阅历,多了一种基层工作的磨练,多了一种人生的积淀。匆匆一年,那里的乡村两级干部,那里朴实善良的群众,都让我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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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建华,邯郸市作家协会会员,临漳县作家协会名誉会长,平时热爱写作、旅游、走走旗袍秀、跳跳古典舞。人生格言:生活常怀感恩,微笑面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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